2020级免联考双证的社科院杜兰能源管理硕士之《能源、环境与

2020级免联考双证的社科院杜兰能源管理硕士之《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经济学》
2018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与美国杜兰大学（Tulane University）合作举办“能源管理硕士” （Tulane-GSCASS Master of Management in Energy，简称MME）项目，每期招生30人，学生在职学习，学制为18个月。学生毕业可获得美国杜兰大学颁发的能源管理硕士（Master of Management in Energy）学位证书以及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书。所获得双证国家承认，与一月统考双证具有同等效力，可用于考公务员、晋升职称、继续读博、享受国家积分落户计划等。

中国社科院作为国内一流的智库机构，在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创新孵化方面有高度融合、成熟完善的体系，而社科院提供的师资力量能够更好的结合时政背景，为学员提供更多超越专业知识本身的观点；美国杜兰大学商学院的能源管理专业多年来也为全球能源领域提供了一大批优秀人才，美国杜大学不仅拥有全美唯一设在校内的能源交易中心，而且美式教学中系统性的授课逻辑、精算和数理能力的重视培养也都和国内授课内容进行了有机的结合，融合中美两国能源市场实情的授课内容是我选择MME重要原因。中国社会科学院与美国杜兰大学能源管理硕士MME 也是为数不多在教育部涉外监管网认证的能源管理硕士项目，这不仅是项目教学质量的有力保障，更是最终获取的学历学位能否被企事业单位认可的决定性因素。

今天带大家走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世界能源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世界经济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永中教授所讲的《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经济学》，本课程将集中讨论环境经济学、气候变化经济学、能源经济学、能源环境系统建模和政策分析等五个核心领域的主要内容，并对能源-环境-气候之间的相互关系和政策协同效应进行深入分析。

气候变化经济学指的是气候变化特别是应对气候变化引起的经济问题或经济学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气候变化引出的生产生活成本变化与经济损失、以及为应对气候变化而采用的能源替代、能源价格波动、减排的技术成本等技术经济学意义上的能源经济学问题，还包括为气候变化对地方社区与国家的经济增长冲击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地方社区和国家对气候变化和能源技术进步、产业转型带来的经济成本、社会福利与就业变化的发展经济学问题，以及由于生活、生产成本变化和产业变化引起的对就业和社会福利的越来越紧迫的双重威胁的经济治理问题。更进一步，气候变化经济学还面临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代际公平的挑战，以及国际地缘政治经济学和国际地缘政治生态学基础上的全球治理问题的挑战。气候变化经济学试图研究这些复杂的经济现象以期将武装决策者和研究者，使得他们在在利用政府资源、社会资源以及技术工具、信息交流中，可以全面应对这些挑战。从根本上看，气候变化经济学是一门具有技术经济色彩并且超越技术经济范畴的发展经济学一支。把气候变化经济学理解为福利经济学和能源经济学都不够。

从纯学科理论性质讲，西方学者把气候变化经济学归类到环境经济学，但是在环境经济学中，三个重要的特征使得气候变化的研究独特：1）它是全球性的；2）它的影响是非常长期性的；3）人类对气候变化本身的性质和缓解气候变化政策的影响的理解仍然不足；4)气候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联系紧密。目前，气候变化经济学重点在于在评估未来的减排方案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它特别关注：1）评估不同措施的成本效益；2）估计对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影响；3）减排方案对社会公平（包括国际公平、区际公平以及社会阶层公平）的影响。

在学科的具体的研究内容上，气候变化经济学目前关注的是科学基础的气候变化经济影响的集成评估，集成评估模型已经有所发展，但是目前能够开展全球性经济一体化结构的分析分析模型远远不够，才开始出现。另外与GCM结合的工作尚不成熟。在应用层面上，应对气候变化的产业创新与能源结构演化的成本-效益分析（CBA）有所进展。CBA的基础理论是福利经济学。福利对于产品的影响，可以追溯到对生产要素所有者的影响（例如，地租的改变）。从分配这些资源到（仅次于最好的）其他代替用途得到的利益而言，需要更详细的技术经济分析或者说能源的技术经济分析在动态分析方面缺少理论工具。把宏观经济的集成评估分析与CBA分析结合的一种经济控制论的思想和模型开始涌现出来。另一方面，气候经济学关注国际和区际的减排合作，这就引出了碳配额、碳交易和碳市场的碳经济学问题而不是一般的能源经济学问题，这个问题，目前研究较为热烈，但是缺少深入的模型和伦理学认识。有些发达国家（发达地区）总是希望通过配额交易来让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地区）承担实际的减排责任，国际碳交易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可能爆发危机，这就需要气候变化经济学的全球治理，并且可能此产生全球变化的地缘政治经济学。

在基础理论方面，气候变化经济学目前需要两个突破。其一是碳的经济外部性及市场失效问题，这个问题的实现才可能解决减排与适应的全球治理。其次，可能更重要，减排和适应导致的全球经济平稳增长路径问题，因为减排和适应都是一种经济冲击，减排导致生产规模压缩，就可能破坏全球或者国家增长的平稳性，一旦增长的平稳性被破坏，减排就导致了经济危机爆发，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就导致了全球碳减排的停滞。因此一个围绕增长平稳性的经济控制论问题，成为人类在达成减排协议后的首要问题，甚至在减排协议达成前，就要未雨绸缪，开展研究。最后，应对全球变化的财政学问题跃出水面。减排或者说应对需要投资，环境税以及环境关税政策被确认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经济学策略。这些都属于财政学领域的问题。目前这方面，西方国家对此研究的比较多，中国的研究还远远不够。甚至说还有一些人有抵触情绪。

随着全球变暖、气候异常频发，人们越来越重视气候变化及环境问题。传统上，这属于自然科学的研究领域。那么，经济学作为一门人文社会学科，其切入气候变化议题的原因是什么？

首先，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措施，需要通过经济系统起作用；其次，气候变化会对经济系统的生产过程和最终产出产生影响，比如干旱导致粮食歉收；更重要的是，不能忽略微观主体对经济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如果气候变得干旱了，农民可以不种小麦，改种对水分要求更少的玉米。类似地，如果政府出台碳税政策，企业可寻求替代能源，从而在碳排放量下降的同时，经济增速并不一定放慢。所以，涉及到遏制气候变暖的政策实践，就绕不开经济学。

然而，要想把气候变化引入经济学，困难重重。对经济学来说，准确预测一年以后的事就挺困难，更别说100年以后了。气候变化经济学必须在一个长得令人生畏的时间跨度里，应对太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包括科学和政治两方面。难怪有经济学家称：“要领会有关气候变化的经济学，就像试图在没有牛顿力学理论支持的情况下，去理解宇宙大爆炸。”
在如此巨大的挑战面前，经济学家的常用工具似乎微不足道。正如上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经济大萧条要求重塑宏观经济学中的很多内容一样，气候变化经济学也需要新思维。

传统经济学很少将环境作为财富纳入考虑范围，譬如清洁的空气和水、稳定的气候等。其实，绿水青山也是一种自然资本。在诺德豪斯的分析框架中，环境变量相当于财富，人类经济行为对环境的影响可以看做是某种意义上的投资。人类的经济活动会使环境发生变化，就像投资和财富的关系一样，如此就可以借鉴现有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

诚然，由于诸多不确定性的存在，目前的气候变化经济学还无法给出应对问题的确切答案。但可以确定的是，社科院与美国杜兰大学合作的能源管理硕士将能源管理教育当作未来的重点实验基地，服务于我国能源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能源产业的体制改革，并进而以此推动提高宏观经济的整体市场化水平。MME项目顺应能源时代潮流、推动能源市场发展，通过培养一批又一批优秀的人才，给中国科学利用能源并应对能源危机筑起一道科技与人才的防火墙。2020级MME正在招生，9月份开学，欢迎加入！